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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处中德文化边界的

德国律师:袁沛博

时间:2011-08-04 18:21:52  来源:  作者:本报记者 俞 琛

  在德国生活久了,德国华人社会里纷纭繁杂的传说与消息里,一个名字常常被提及,那就是袁沛博律师。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他,律师生涯也已届24年之久。在长长的从业经历中,他为无数华人代理、完成了大量居留、经济纠纷等类的案件,逐渐取得了华人社会的信任。初夏的一个中午,本报记者来到北德港城不莱梅,在袁律师的事务所内,对他做了一次专访。专访的谈话内容搭配上他和煦,甚至有一点憨厚的面容表情,记者都一一记录在了视频镜头里。在新报在线(www.xinbao.de)网站上,您可以直面这位与华人满是亲厚之谊的专业律师。这里,本报以文字为您奉上采访实录。

  《欧洲新报》:作为律师您主要的专业方向和客户群体是怎样的?
  袁律师:我主要是受理关于外国人在德居留,还有经济、税务类的案子。可能是我本身的中德混血的身份,还有中文语言的优势,这些年下来,我的客户群体渐渐集中在华人社会,客户大部分都是华人。华人的案子主要还是居留案子最多。很多客户来德国读书工作等,居留是个大问题。比如学生在德国开公司,转身份,但业务开展与原计划有差别,没有实现原定的目标,这就与移民局有很多交道要打;另外,也有一些工作了的人士,比如劳务厨师,签订的工作合同到期要回去,通过律师帮助可以通过转店等手续继续延签等;此外,也有注册公司服务、公司股份买卖手续等。比如人在中国可通过委托书、使领馆认证等帮助办理在德国的手续。

  《欧洲新报》:那么,您一般的工作量有多大?
  袁律师:我每年会受理大大小小有上百宗的委托。主要是关于居留、经济纠纷之类的案子。

  《欧洲新报》:做律师20多年,您最初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专业?
  袁律师:我在德国出生、长大。上大学前我最初是想成为一名医生。那时是上世纪70年代,上大学一般有很长时间的等待期,医学的学习位置尤其紧张。而学法律不需要等,就选择了这个专业。另一个考虑是,法律其实与政治、历史的关系也比较密切,这是我喜欢的。而在从业后,发现这个职业其实很有意思,可以帮助很多人。那些接触到的案子也是各式各样,大千世界,有很离奇可怕的,也有非常有趣的,都是真实的生活。

  《欧洲新报》:能说说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吗?
  袁律师:记得还是我的事务所刚开业的时候,接到的第一个难民的案子。当事人那时候要急死了,他收到了移民局的拒绝信,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时候因为刚开业,业务还不忙,我就细细查阅了此类案子的大量资料,比如以前关于难民案子的审判记录等等,这也为我处理这类案子积累了经验。此外,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案例,比如有一个难民的案子,他当时偷渡出来,对外界环境和这里的律法都完全没有概念,也不知道怎么对移民局解释自己的事情。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故事说:自己偷渡来德国,因为在中国开小吃店,一个顾客来吃饭,吃了只丸子就倒在地上死掉了,之后警察就来抓我。我就问他,这在德国也一样,警察也会来找你的啊,你怎么不害怕呢?
  还有一宗案子,案主总犯小偷小摸的事,被抓住很多次,最后被关进了德国监狱。我接手案子后去监狱了解情况,那里的管理人员却私下对我说:这个人真可惜!他非常能干,监狱里会有些工作,他一个人能做七个人的工作,但很可惜他下个月就要出去了。我听了哭笑不得。人性是很复杂的、多层面的,在社会中沉浮,从法律这个角度去观察,会出来很奇妙的矛盾和魅力。

  《欧洲新报》:的确很有意思。您受理了这么多华人的案子,您能给我们在德的华人一些关于处理法律纠纷上的建议吗?
  袁律师:中国人在法律事务中的困难,一方面是存在语言问题,另一方面是不了解德国社会和法律。比如经济方面和与外管局交接的案子中,有经验的律师可以很好地帮委托人说话,提出他们的要求。这些案子涉及的如移民法、外管法等不一定特别复杂,处理起来主要还是经验问题,比如怎样提出居留申请、怎样准备材料、怎样与官方部门打交道等。所以,一定要找经验丰富的、语言无障碍的律师。
  而刑事案子中,比如伪造文件等案子,这在学生和公司贸易等领域多一点。这里存在文化差异,中国人对一些小细节觉得无关紧要,但德国人对此非常较真,这点一定要注意!另外,中国人做事倾向于口头约定,德国人却只认书面的东西。因此我在与中国人交往中,一直强调做事要有书面的东西,这很重要。另外,现在很多人来德国工作、学习。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带来的资本条件其实不错,但德国的移民法特别严格,他们初来不懂这里的很多规则,找律师商量一下是很稳妥的办法,可以避免很多麻烦和潜在的威胁。

  《欧洲新报》:根据我的经验,中国人一般怕打官司。您觉得中国客户对法律纠纷上的态度与德国客户有何区别?
  袁律师:一般说来,委托人一找律师,就说明已经有心理准备要打官司了。但中国人的特点是一直努力想私下说服,私下解决。但涉及到具体的德国律法条文,德国对法律纠纷上的一些期限规定是很严格和关键的。比如,催款的最终期限等。在发生问题后,要很快提起诉讼,比如往来贸易,中国货物来了,德国公司一直没有付货款,其实公司已经在申请破产了。所以,我的建议是,中国人做生意,发现有了问题,就要尽快做法律咨询,找出法律手段来解决。等待与拖延往往使得最后即便找了律师,走正式的法律程序,也会让律师非常被动。而且很多事情涉及到政府部门,唯一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打官司。比如我的一个中国客户,他受到刑事方面的指控,还不想走正式程序,一直告诉我,就给警察局写封信解释解释。但这已经是刑事调查了,必须要遵守刑事程序法的要求。

  《欧洲新报》:袁律师,介绍了这么多关于您专业领域的事情,能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其他方面的生活,比如您自身的经历?
  袁律师:好的。我在德国出生、长大。父亲是中国人,母亲是德国人。家里三代律师,我爷爷袁仰安曾在上海开过自己的律师事务所,当年他最著名的一位客户就是周恩来总理。我还有一位叔叔在美国做律师。我父亲是50年代来德国的留学生。1985年我在德国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后,因为自己父亲的中国血统,对中国充满了好奇。恰逢那时候在不莱梅大学有一个经济与中文的交流项目,就报名到中国大连留学了一年。那时候是1990年,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大的转型阶段,每天都在发生很多新鲜事务,这让我对中国的了解又加深了一层。

  《欧洲新报》:您身上有一半的中国血统,对您的成长中,"中国"的这一部分与德国文化的融合是否有过矛盾与冲突的时候?
  袁律师:是这样的,我虽然在德国出生长大,但中国文化一直非常吸引我。小时候读书时,我觉得自己是外国人,不是德国人。但在中国学习了一段时间,在与中国社会和那里的人们直接的接触中---包括我还在中国认识了自己的中国太太---发现自己的很多观念还是很德国化的,还是德国人的思维模式。两方面的影响,让我在到了现在,也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。但好处是,自己能站在一个中间的立场上,理解两方面,这也算是个优势吧。这还得感谢我太太,她给了我很多中国人的视角和思考方式,这也让我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华人客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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